致青年：公民道德建设只关乎个人形象吗？

先讲个故事。

最近有同学找到我诉说心中困惑。他说：“老师，前段时间我看到同学发了朋友圈，分享了他在海外旅游时如何在排队环节节约时间的攻略，但我发现其中有很多是插队、不排队等不遵守秩序的不文明行为。所以，我就发表了相关评论，但是他的回复让我既生气又困惑。”

我问学生：“他是怎么回复你的啊？”

学生说：“他回复我说‘这些跟你都没有关系，它是我的个人行为，最多影响我的个人形象，反正在国外也没人认识我。’他的回复让我难以接受但又不知如何回应，这让我很苦恼。”

我说：“同学，你能对个体有违道德规范的不当行为在海外的影响进行思考，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关于海外旅游时不文明行为只影响个人形象的说法是不对的。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就明确强调过‘在对外交流交往中展示文明素养。公民道德风貌关系国家形象。’”

学生说：“可是，公民道德以及中国形象问题都是很宏大的课题，我们大学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告诉他：“全球化的当下，社会生活越来越便捷化，社会交往日益国际化，交往空间也在向互联网领域不断扩张，产生了新型社会关系与交往模式，对于新时代的公民道德以及中国形象的建设你们青年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中国形象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高质量公民道德建设的追求也成为现实需要。

社会交往领域的扩张使得公民日益成为对外交往、网络交流的主体，影响中国形象的构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形象观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关系。  

总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不仅关乎个人形象，更关乎中国形象。

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与中国形象有着怎样的关系？

公民道德建设既然关乎中国形象的构建，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二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具象关系。

公民道德指的是公民在公共领域开展活动时需要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中国形象是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公众对其历史、现实与未来状况及实力所作出的整体评价的综合印象。虽然中国形象与公民道德概念不同，但是二者有着共同的伦理价值基础，都在伦理的向度上维系着公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表现在多个层面的价值关联。

（一）国际伦理是二者的伦理空间

道德伦理需要在特定的伦理空间中才能发挥作用。当前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导致交往空间显现国际化的趋势，国家治理的伦理要求在向国际领域延伸，伦理空间在向国际空间扩展，公共空间的扩张使得国际伦理成为中国形象与新时代公民道德价值耦合的伦理空间。

国家形象产生于国际交往的现实需要，它以国际伦理为主要伦理空间。各国在国际交往中都在谋求塑造符合国际伦理要求的良好国家形象以维护本国利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交往中开始关注自身的形象问题，逐渐走向中国形象建设的自觉。

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主权国家公民道德教育的水平。主权国家为展现出符合国际伦理要求的国家形象，往往需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尤其是域外交往中的道德宣教。

（二）爱国主义是二者的伦理内核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揭示了公民与国家的伦理关系，展现的是民众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与积极态度。爱国是“五爱”的首要内容，是“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首要内容，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首要规范，体现了公民道德发展的延续性。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爱党、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

爱国主义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从共同体的层面入手。“共同体”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政治共同体即国家是国际交往中的身份辨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需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爱国主义是中国形象伦理价值的核心。国家形象具有对外与对内两种层次的伦理功能，其对外功能影响国际伦理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对内功能塑造一国公民的自我认知。具体而言，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蕴含着强大的认同力、凝聚力与号召力，拥有丰富的民族精神元素，能够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和文化认同，增强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能够让公众了解祖国的形象演变、话语困境、形象危机等问题，公民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家认同感，树立恪守规则的高素质公民形象。

（三）增强软实力是二者的伦理责任

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国家形象和公民道德建设都源起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综合国力为标志的硬实力显著增强，但是软实力有待提高，二者之间存在着差距，在“西强中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我国的发展优势未能完全转化为话语优势，缺乏对自我形象的主导权。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一个形象不良、话语权匮乏、软实力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必离不开形象的复兴、话语权的复兴与软实力的复兴。良好的中国形象有着无形的吸引力、感召力，可以为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国际影响力。中国形象的构建可以让公民在情感与意识层面接受、认同国家形象，在行为层面自觉践行国家形象构建策略，赋予大众构建中国形象的主观能动性，在域外交流中向世界展示一个客观、多样的中国，不断提升中国形象的文化亲和力和道德辐射力。

公民道德素养能够增强国家软实力。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每位中国公民都有机会在特定场合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5G时代已经来临，互联网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软实力的构建需要官方的主动、媒体的声音，更需要公民的践行，既需要重视官方叙事、媒体叙事，也要重视民间叙事、网络叙事，高素质的公民群体可以在国际公共空间以及舆论空间构建起“国民外宣”新格局，缓解国家话语场上的“失语”问题，逐步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

二、中国形象观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有着怎样的影响？

既然公民道德建设与中国形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伦理关系，那么中国形象观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国家形象观是对国家形象建设的一种理论指导，源自国家形象的建设实践。具体而言，国家形象观就是国民对于什么是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构建国家形象等一系列有关国家形象建设问题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观点。很多国家都在本国国家形象观指导下构建国家形象以展现文化影响力以及道德吸引力，用来影响国民心态与公民道德。

德治是通过精神层面社会中道德心理的调理来增强国家治理的效果，由中国形象定位观、中国形象追踪观、中国形象塑造观、中国形象传播观组成的“四观”体系对公民道德心理的培养，成为中国形象观视域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形象定位观能够塑造道德认知

中国形象定位观的基本内涵包括我们要塑造什么样的中国形象以及不同视角下中国形象的类型等问题。中国形象定位观是中国形象建设的首要问题，具体包括整体性中国形象的定位与多维性中国形象的定位，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因子，这一理念侧重解决道德认知层面认知不足、认识模糊等问题，能够提升公民的道德判断力，能够帮助公民对中国形象相关问题形成理性的看法与科学的观点，提升公民辨别是非的能力。

那么，中国形象定位观对道德认知的塑造有哪些呢？

第一，整体性中国形象定位观对道德认知的塑造。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这“四个大国”形象作为整体性中国形象的定位，是中国形象战略的总体目标，其中诸如和谐、文明、和平、团结、公平正义等道德价值理应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硬核内容。“四个大国”形象也昭示着中国的发展模式，彰显着中国人民对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社会制度的高度自信。

第二，多维性中国形象定位观对道德认知的塑造。为了展示更为全面、具体、生动的中国形象，还要从多维视角建立起多元化的中国形象体系。比如，从领域上，要展示文化形象、生态形象、道德形象等；从社会主体上，要塑造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公民形象等。这种多维性形象是中国形象的具体呈现，表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呈现出当代中国的多元化样态。

（二）中国形象追踪观能够培养道德情感

中国形象追踪观主要包括追踪域外“他塑”了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我们“自塑”了什么样的中国形象，以及“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变迁史等基本内涵。中国形象追踪观是中国形象建设的起点问题，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因子，这一理念侧重解决道德情感层面义务感与荣誉感匮乏等问题，能够强化公民的道德责任感。道德情感的培养要通过创设情景体验的方式进行情景联想，帮助公民产生丰富的道德情感体验，增强公民塑造中国形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中国形象追踪所带来的道德情感体验非常复杂而多元。

第一，中国形象的“他者形象史”对道德情感的培养。他者形象史中的中国形象内容多变，塑造轨迹大起大落，十三世纪至今他者形象史主要分为三大阶段。前五百年是乌托邦化的“理想国”形象，体现为西方对中国的赞美与崇拜，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追踪能够让国民产生对古典中国灿烂文明的道德自豪感。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形象表现的是负面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中国呈现为停滞与落后的否定性形象。从20世纪初至今，近百年来中国的他者形象史长期摇摆于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之间，肯定与否定反复出现，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形象长期笼罩在“中国威胁论”等阴影中，这一阶段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激发的是道德愤怒感。

第二，中国形象的“自我形象史”对道德情感的培养。国民需要了解官方意志范畴的自我形象塑造史，知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官方在不同历史时期构建了不同侧重点的中国形象，全面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构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改革开放以后构建的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以及我国的“五大形象”，21世纪初构建的合作、负责的大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四个大国”形象等。以上官方自塑的中国形象带给国民的是一种道德安全感。

（三）中国形象塑造观能够锤炼道德意志

中国形象塑造观主要包括如何塑造中国形象以及中国形象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等问题。中国形象塑造观是中国形象建设的核心问题，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因子，这一理念侧重解决道德意志层面自觉性与自制力薄弱等问题，能够增强道德坚定性。道德意志的锤炼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设定合理、可行的道德目标，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形象观视域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伦理目标。

那么，如何通过中国形象塑造观锤炼道德意志？

第一，要坚持构建主体性与价值主体性的统一。构建主体性表现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形象塑造姿态，价值主体性强调的是一种客观、正向的形象塑造内容。中国形象塑造观要求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姿态塑造能够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审美、中国伦理的客观、正面、光明的中国形象。

第二，要构建基于国家现实之上的理想性品格。道德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理想性品格体现着国家的理想与民族的希望，是公民道德的一种至善追求。现实性是中国形象塑造的基石，中国形象的塑造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下的现实。理想性指的是人们对于中国形象的一种预设与想象，这种理想形象可以引领、塑造现实形象。以立足于现实的理想诉求搭建中国理想形象建设的主体结构，这一伦理目标共同描摹了美丽中国的理想愿景，强化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道德意志。

（四）中国形象传播观能够培育道德行为

中国形象传播观包括如何对中国形象进行域外传播与渗透，怎样更好与国外公众、域外文化、他者形象进行沟通与互动等内容。中国形象传播观是中国形象建设的归宿问题，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因子，这一理念侧重解决道德行为知行不一、知而不行等问题，能够增强道德行动力。道德的力量在于践行，中国形象观视域下新时代公民道德的践履还要讲求方式方法、关注角色变化。

那么，如何通过中国形象传播观培育道德行为？

第一，要着眼文化间性，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道德故事。一是在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搭建传播桥梁、创造交流空间。要着眼于“文化间性”寻找“差异中的同一”，寻求“和而不同”的伦理价值，探索共通的意义空间，寻求国际认同的最大化。具体可以从国际共识的伦理逻辑出发寻找“问题域”，进而拓展“话语场”，最终争夺“话语权”。二是在“文化间性”之中也要融入“中国性”，以中国独特的方式书写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在符合国际伦理的逻辑下为解决全球性、共享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第二，要遵循传播特性，建立多元精准的对外传播体系。一是传播内容要精准化。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改大水漫灌式的“广播”为精准滴灌式的“传播”。比如，在域外交流中，对于有地缘关系的国家，要传播“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思想以及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要传播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二是传播渠道要多维化。既要有宏大叙事，又要有日常化、生活化的个人叙事。在视觉文化时代，要更加重视新兴媒体与网络传播，中国公民可以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用户原创内容的创作，以vlog、动漫等图像形式进行个人议题输出，打造“民间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

三、我们应如何加强中国形象观视野下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中国形象观是一种立足于构建美好中国形象的价值理念，蕴含着积极的道德规范，是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因子。中国形象观视域下的公民道德意识不可能自发萌生，那么，我们应如何加强中国形象观视野下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我们需要通过系统的道德教育活动来完成，通过一系列道德教育培养公民的中国形象观，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逐步形成谋划中国形象战略的一种社会公众意识与全民道德自觉，打造新时代的礼仪之邦。

（一）加强宣传教育，筑牢知识基础

正确价值观的培养以及良好道德的养成离不开道德知识的学习。《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实施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推动出入境管理机构、海关、驻外机构、旅行社、网络旅游平台等，加强文明宣传教育……”它强调了提升公民文明素质需要系统化、常态化的文明宣传教育。

那么，如何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来筑牢知识基础呢？

第一，要明确责任义务主体，形成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合力。一要发挥好家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家庭成员热爱祖国，培养积极的中国形象观，增强家庭成员的国家意识。二要发挥好学校的关键性作用，加强国情教育与形势政策教育。尤其要加强对处于“拔节孕穗期”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关注他们的身心特点、兴趣爱好、话语体系、行为特征等要素，分层分类满足不同道德主体的道德需求，提升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学校通过开展中国形象观塑造工程，提升个人礼仪修养，树立良好个人形象，增强构建中国形象的道德责任感。三要发挥好社会的长效性作用，明确相关社会主体的道德义务，尤其需要出入境管理机构、海关、驻外机构、旅行社、网络旅游平台等主体加强内容宣教，通过制度约束、舆论监督等方式强化对出境公民的道德教育。

第二，要紧跟媒体融合趋势，讲好新时代的公民道德故事。在现代传播机制之下，大众传媒成为开展公民道德宣传与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民众对于国家治理的很多认知往往来源于媒体，媒体主导着当前的舆论格局。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融合发展，各种媒介要素充分融合对话，传播机制从单向传播向交互传播转换。另外，在开展公民道德相关宣教的时候要把握媒体融合趋势，积极对接公民“图像化”学习习惯，加强公民道德的网络内容建设，传播国家大政方针、国家文化战略以及中国公民出境文明行为指南等内容，浸润公民的道德素养。同时，要广泛宣传在域外交往中模范践行新时代公民道德以及维护良好中国形象的道德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公民自发进行模仿，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推进以文化人，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具有更加隐性的教化功能，是公民道德建设重要的精神资源，开展中国形象观视野下公民道德建设要以民族精神为价值坐标，将道德教育融入各类精神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活动之中。

那么，如何通过以文化人来坚定文化自信？

第一，要用好“三种文化”，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代公民道德的文化基础，要将这三种文化融入公民道德建设全过程，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对公民道德具有濡化作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典籍、中华传统节日、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的思想精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文化，蕴含着革命精神、革命理想与革命道德，需要传承革命文化中的艰苦奋斗、爱国奉献、实事求是等精神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并符合中国特色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人民性、民族性、科学性等特征，阐释了文化发展的方向与目标，是中国形象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精神源泉。

第二，要强调“文以载道”，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思想引擎。文艺是公民追求美好道德的物质载体，具有柔性的道德教育功能。文艺的形象性、想象性与公民道德相结合能够带给受教育者有趣的情感体验，具有独特的道德教育优势，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把德育寓于美育之中，用优秀文艺作品感染人、塑造人、教育人。公民道德建设离不开文学、电影、电视、纪录片等文化产品的创作与生产，文艺实践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以现实主义的理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艺作品来呈现美好的中国形象，展示良好的道德风貌。

（三）培育国民心态，增强精神力量

国民心态是一国国民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影响域外交往中的语言和行为，是公民道德水平的尺度，关乎中国形象的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培育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引导人们在各种国际场合、涉外活动和交流交往中，树立自尊自信、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良好的国民心态有利于公民正确认识自我以及看待外部世界，大国公民应有大国心态与大国胸襟，要努力构建自尊自信、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积极进取的中国形象和公民形象。

中国形象观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应从以下两点出发培养国民心态。

第一，正确认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性的国民心态建立在对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要引导公民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了解国内国外发展形势，平衡本国他国利益关系。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认清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误区，能够约束个人非理性的爱国情感，在正确的伦理范畴内表达爱国情感，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价值观体现个体的认知与看法，反映国民心态。良好国民心态来源于价值共识，在意识形态多元的当下尤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方面为良好国民心态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体现着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能够凝聚道德共识，规约公民行为，培育公民健康的道德心理。

总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立足于中国形象这一宏观的伦理视野，提升对社会现象的阐释力和引领力，增强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青年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加强道德建设，增强对国家的认同，努力塑造中国形象，争做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新时代好公民。